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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科化历程:媒介史角度凯发k8手机版下载
发布时间:2019-07-06 点击: 次   编辑:admin

  :论文从媒介史的角度,考察分析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化历史,认为19世纪通讯、交通,尤其是印刷技术的基础上,专业新闻业开始崛起,新闻学的产生,就是与此紧密相关。新闻学是以报纸职业为导向,以报纸职业及其业务操作为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以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大众传播范式及其研究,则是由广播范式所引发。大众传播学是以社会科学理论为基础,以研究生培养和经验研究为目标的,以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及其效果为重点的社会学科。在美国,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在建制上常常属于一个学院,实际上二者是拢而不合各做各事。论文最后指出,当前数字技术使得传播进入“互联网星系”,完全不同于新闻学和大众传播学产生的背景。因此,从历史中汲取智慧,紧紧扣住媒介技术、传播形态和学科的关系,以新的基点、新的思路来筹划新闻传播学科的未来,已属当务之急。

  作者简介:黄旦,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任何一门科学都从现象的整体或者所经历的直接性引申出一个系列或一个方面的现象,并把它置于一个特定的概念的指引之下”,[1]学科因此也就有了不同的侧重和领域,形成现实无涯,学科有界之局面。那么,启动新闻传播学科产生的直接性“经历”是什么?它引申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方面的现象”?促使新闻传播学科发生演变(比如大众传播学兴起)的动力又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理清,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学科建设和创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往对此的讨论不仅寥寥而且语焉不详,大多招架以“需要与满足需要”,好像社会和学科本属“异性相吸”,总是一往情深心有灵犀有呼即应。吉登斯曾尖刻批评道,这是“以自己影响规定的一些社会需求为依据,塑造出所谓的‘社会的理由’。……除非行动者在行事之时,认识到他们所做的正是社会的需要”。[2]本文打算从媒介史的角度,对此做一粗浅探讨。我的理由在于,媒介是改变新闻传播的方式,形成新的传播关系和形态,影响社会方方面面的触点和交点。一个新媒介的介入,就是一个特殊的历史关口,建基在旧媒介基础上的社会面貌和生活方式,就不能不遭受审察、挑战和捍卫。[3]我们习惯于以媒介来区分传播的不同历史阶段,诸如口头、文字、印刷、电子之类的,其道理恐怕也在于此。波斯特通过对“信息方式”的考察,就发现“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4]的。要是学科是因应社会变化而产生的一种“以知识生产为方式的社会实践”,[5]那么也可以认定,新闻传播学科化的历程,就是与媒介交替变革相起伏的知识生产实践史。媒介史恰可为此,提供一个合适的考察窗口。下面,让我们从新闻学开始。

  “19世纪”这一命名,也就是它用一个序数词而不是之前的那种诸如“文艺复兴”“启蒙时代”之类,凯发k8手机版下载,就足见其非同寻常。[6]两场惊天动地的革命,即改变后来世界面貌和格局的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是发生在这个时期。导致原有的社会等级、政治秩序土崩瓦解,[7]一个与以往卓然有别的新社会来临人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8]19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也是惊异的时代、非凡的时代”。[9]就传播和文化层面,呈现这一时代“惊异”和“非凡”,同时又参与创造这种“惊异”和“非凡”的,就是印刷、电报等技术驱动下人类社会交往和传播的革命性变革,[10]新闻业(journalism)——这一新型的社会传播形态,破土而出强势崛起。

  新闻业与一般意义上的新闻活动,即人们打探、了解外界的新鲜事不是一回事。就历史看,传播新闻本非新闻业的专利。在17世纪的欧洲,四处兜售消息的是一些印刷商、邮递员或者货物推销员什么的,他们在从事本职正事的同时,将传布新闻作为一种附带的业务。宽泛地说,这或许也可以称作“新闻工作”,但肯定不是新闻业,更谈不上什么公共性,不过是邮递员、公职人员和行游艺人的个人行为,不是固定的或定时的,相反是随意的,[11]甚至不排除是即兴的。以哈贝马斯的考定,欧洲新闻传播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以小型手抄行业为组织形式的私人通信系统;以思想传播为主的个人新闻写作阶段,最后是19世纪30年代从“传播信念的报刊业向商业报刊业的转变”。[12]

  美国又是如何呢?“在18世纪前期,美国印刷商眼中的报纸既不是政治工具,也不是新闻采集机构。早期的报纸从来不主动采集新闻,他们刊登收集到的任何东西”,并且是作为一门生意来做的。比如1729年,美国印刷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接手《宾夕法尼亚公报》时,它还一直在转载伊雷姆·钱伯斯(Ephraim Chambers)的《百科全书》,其宏伟计划是从A到Z的词条一个不漏全盘照登,易手给富兰克林时连A字开头的都还没有完。该报的全称就叫《百科通用指南与宾夕法尼亚公报》,借此可知其旨趣。在18世纪后期,报纸开始变成党派控制的工具。自19世纪20年代起,随着政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打造新能源地标产业 江苏泰州海陵区敲定“线路图。报纸的党派性色彩也越发浓厚。随后大众化报纸的兴起,以追求经济利润为目的,鼓吹政治独立,编辑们“表面上为独立性唱赞歌,私底下却在干着支持政党的事”。直到在19世纪中期,在美国办报都“不是一种独立性的工作,而是在政治世界里的一条前进道路”。[13]

  新闻传播逐渐形成后来人们所熟知的现代新闻业,即英语的journalism,在英国是始于1850年代;[14]美国则发生在1890年代之后,[15]恰好抓住了19世纪的尾巴。于此见,如果说新闻不是新闻业所创,这话是没有错的(所以万一哪天报纸线]新闻也绝不可能成为陪葬品);如果另有人说,新闻业出现之后,它制作(make)的新闻,已然不是19世纪中期之前的那种新闻,也是千真万确(所以直接用新闻业的新闻衡量微信朋友圈发来转去的消息,就不免有张冠李戴之嫌)。

  “新闻业”得以架构成形,与印刷、交通和电报等技术密切关联,尼克拉斯·鲁曼(Niklas Luhmann)说过,就是因了这样一些“传散技术”,才建立起大众媒体运作的结构性形式框架,并作为一种社会系统分门自立,就好比钱币的发明让经济系统独立而出一样。[17]新闻业与前新闻业或非新闻业的新闻传播有重大差异。首先,依赖于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传散技术,新闻业不仅不再需要面对面交流,ag环亚娱乐平台,而且将这种亲身在场的互动有效地驱赶出去,由此保证了大众媒体沟通的独特性纯净性专业性有效性,形成一种自我生产和再生产的封闭性运作。[18]其次,按照西蒙栋(Gilbert Simondon)的说法:“在大工业时代,人并不是一系列分散的技术物体(机器)的意向性根源。更确切地说,人仅仅执行技术物体自身具备的‘意向’。”[19]现代新闻业也不例外,实就是依照现代印刷机械的“构-设”(也有译为设置或座架),预设性地有计划地指令现实呈现出某一状态的开发设置活动及其结果。纸张被“摆弄成报纸,画报。可报纸、画报却把公众的意见设置来充斥印刷品,以便使一种预设了的公众意见变成是可预设的”。[20]新闻业以预先设置的框架,[21]构筑成自己独有的新闻编制流程和传递范式;以特定的筛选标准、特定的制作技巧和程序,还有特定的展示方式和样貌,[22]让拟想中的新闻和言论,成为媒介呈现的产品。如果说,前新闻业时代或非新闻业的新闻传播,是跟着事件走,以事件为导向,有事件才有传播;那么新闻业则是跟随机器制作及其相关的生产流程走,“时间上的注意力焦点从任务导向或事件导向变成了抽象的时间导向”,[23]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发现组织新闻,在环环相扣的运转节奏中制作并传播新闻。这就是滕斯托尔(Tunstall)说的,把“非常规”的工作纳入了“常规”的运作之中。[24]“新闻”就是这样被“机械+人工”所征调,一期一期有规则地出现在读者面前。“这一生产权操纵在职业人员手中,他们的行为完全根据越来越规范化的工业体制内部的纯粹商业的标准而‘理性化’了。”[25]新闻制作从此属于一种工业艺术,[26]一种大众的艺术,[27]具有了一种机构的属性,[28]类似于一个“新闻工厂”。[29]

  自此,报纸具备了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它是一个生产新闻而不是其他(比如言论)的组织,新闻是构成并定位组织的基本标志,是面向社会流通的商品,也是各自竞争的手段。新闻被定义为“新近的且受众有兴趣的事件(event)的话语陈述”,并依此确立了选择的标准,即读者兴趣和时效性。[30]第二,专业传播者的主体意识得以塑造,承担起联结者和转译者的社会角色:作为符号的制作转运工,他们可以把一个共同体的态度、知识和关切转译给另一个;作为社会的连接者,纵向上贯穿两头:精英群体和普罗大众;横向上连为一体:贯穿同一社会结构层面的不同群体。[31]在制造出新闻及其受众的同时,新闻业也造就了自身,代表了一种生产公共知识的社会机制,“一种重要的典型的文化创造者与文化力量”,报道则成为一种“专业的、系统的、单向的以及奇特的道德无涉的监视形式”。[32]总之,在这种“先进的新闻传递技术的压力下,编辑活动已经从写作活动彻底变成一种新闻专业活动”。[33]新闻业开始摆脱与政治的干系,开始拒绝接受政党的资助。“采访”和为新闻配上导语的做法,逐渐推开并被接受。前者表示“对受众的恭敬,是由对消费者而不是党徒组成的‘受众’的屈从”;后者,亦即一个事实概括性的“导语”,好比“是把记者安插在了读者和政府之间,而且并未显现出报纸的党派倾向”。记者们开始筹建行业组织,表示他们是一个新的职业群体,[34]并“为个人立法”,建立职业规范,因为“只有朝着与职业活动关系紧密的群体对其作出有效规定的情况下,职业活动才会认识到自己的功能,了解到自己所具有的需要和每一次的变化状况”。[35]这就难怪鲁曼(Niklas Luhmann)一口咬定,作为自我参照自我生产的社会系统,大众媒体的“实在”,就是“指系统本身运作的一个内在关联物”,“是在大众媒体自己之中进行着的,贯串于大众媒体的诸沟通”。一句话,大众媒体的实在与大众媒体的实践是一体两面互为依存:“它的真实实在,在于它自己的运作中”。除此之外,并没有一个额外的可附加到认识对象上的特性。[36]

  于是,“报刊开始生产出一种话语,它不同于其他话语形式而且是新闻领域特有的”,[37]借此,有了衡量评判新闻业的标准尺度。[38]这时,19世纪的另一场革命,即以“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纯粹人间理想所指引的”法国大革命,不仅“为当代历史发展提供了动力”,[39]也为新闻业的这种自我角色认同和描述,提供了一种思想资源,使之被归并到一个关于现代社会的一般理论之中。[40]

  这个社会的一般理论首先将社会现实一分为三,即公共领域、生产的半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私人领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知识由此而起,也是当代认识论的根基;其次,以进步演化的历史观为基础,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不仅可以得到认识,并且可以预测和揭示其规律;最后,以功利主义的人类心理学为行为依据,假定有一个来源于自然法的“人类本性”之存在,由此推演并设定社会行为的法则。[41]在这样的思想和文化土壤上,新闻业为自身的所为,找到了陈述的依据。新闻业的出版是为了形成公众,新闻业在性质上就是公共。[42]公共成为新闻业的“上帝用语”和终极术语,除此之外没有什么重要的。新闻业以此评判自己的行动,捍卫自身的工作,扮演着公众的代表——对他们说线]从此,这些一般社会理论就成为新闻业及其传播实践的标准话语,而且也是日后新闻学不言自明不可逾越的理论前提,[44]比如提供事实反映真相,跟踪变化揭示规律,无私无偏代表民意,维护秩序惩恶扬善等等。塔尔德(Gabriel Tarde)所欢欣鼓舞高声喝彩的“新闻业真正的来临,也就是真正公众的来临”,“新闻业的工作就是要使公共头脑越来越全国化,甚至是国际化”,“报纸是一种公共的书信、公共的交谈”,我想提高经营品牌和企业的能力。。[45]置于这样的脉络中才能透彻把握而不至流于一般常识。

  训练和提供职业新闻记者和编辑的教育,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适时登场。[46]其早期内容是以技术(technic),也就是印刷技艺和写作编辑课程为主。[47]比如1873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创办了印刷实践课,后来的新闻系就在这个基础上扩展而成。1875年,康奈尔大学也开出了一门类似的新课程,名为“印刷艺术”,学生完成了这门课以及其他一些规定的文学和哲学课程,就可以获得新闻学毕业证书。[48]1893年到19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首次明确设置了新闻学课程,伊利诺伊大学则于1904年率先开办四年制新闻学教育;随后跟上的是密苏里大学,于1908年开设了第一所独立的新闻学院。[49]初期的新闻教育,技艺性课程是重点。到了第二个阶段,新闻史和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新闻事业,成为研究的对象,并出现了第一批教科书。1930年代以后,新闻教育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人们公认,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接受广泛的大学文科教育和良好的新闻技能训练,并理解他们所选择的职业的社会含义”,[50]试图实现和社会科学更加紧密和全面的一体化,形成了延续至今的“通识”教育模式。

  上述的回溯不难看出,新闻学是对一个新行业——报业(新闻业)的呼应,这个新行业是印刷、电报等技术引发的传播革命的产物。因此,新闻学是以职业为导向的,以伦理-规范为要旨的学科。报纸职业及其业务操作,就是新闻学研究和教学的主要内容。具体地说,它主要是围绕报刊实践所形成的一套规范——新闻选择、处理的标准、新闻报道的规则要求、新闻采集和写作的技巧、报刊的功能和责任、报刊从业者必须具有的公共服务精神,以及道德和知识素质等等而展开。这一切,都是从价值层面的规范标准着眼,根据新闻实践的状况,适时做出判断,什么是适宜的正确的,什么是有违职业道德的错误的,不断证明“在理想的价值观和理想的规则得到实现的情况下,事物所应该具有的面貌”,[51]以及新闻制作应有的正确方式。如果说,“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52]的话,新闻学就是在这方面为之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

  由于历史的关键时刻不同,主要历史过程的次序跨国度差别导致的差异,[53]在20世纪20年代露脸的中国新闻学,既无需了解欧美新闻业和新闻学所由产生的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也感觉不到印刷、交通等技术因素的强力,按戈公振的说法,它由三个因素杂交而成:“近来我国留学欧美之对报纸有研究者,日有归国”;来华考察的外国记者日益增多,“足迹所至,必有关于报纸之演讲及种种讨论”;“报馆因营业上之发展,亦渐有改良之倾向”,[54]说穿了就是顺着“英美路线”现成搬进,在教学上则是完全仿照美国密苏里大学的新闻教育模式。[55]直接命名为“报学”,可谓得英语“journalism”之真意。任何历史都需要有一个开始,中国的新闻学科,就是以一个移植照搬的现成“学科”迈开第一步。于是述说在这一开始之后的各种变化,就成为中国新闻教育史、学科史的基本脉络,成为讨论学科建设的毋庸置疑的起点。至于引入中国之前的来由和状况,因为不属于中国新闻学科的历史,也就如泥牛入海杳无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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